上证报讯（记者李丹丹）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近日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2018年以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备受关注，主要原因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人民银行适度调整了货币政策的操作，银行体系中的流动性已经比较充裕，短期利率开始走低，但实体经济中的不少企业，尤其是民营和中小企业，仍然感到资金面很紧。2018年9月前后，许多评级为AA级的民营企业的发债成本比上年同期上升了约300个基点，也有些民营企业从银行根本借不到钱。这种情况也被普遍认为是货币政策传导受阻。

他表示，从理论上讲，最近出现的这些问题，与货币政策框架和政策利率设计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不单纯是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导的技术问题。在目前的宏观形势和体制下，不论是采用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不论是用哪个短期利率作为政策利率，不论银行用哪个利率作为定价基准，都会出现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加大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我国面临经济周期下行、去杠杆措施的溢出效应以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非中性竞争体制三个问题叠加所导致的后果。

第一，关于经济周期因素，大量国内外文献都用理论和实证模型显示，经济周期对贷款和债券的违约率有重大影响，会导致信用等级迁移。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各国都会出现企业倒闭、违约概率上升，企业（借款人）信用风险上升的情况。也就是说，在经济减速的阶段，即使央行降低政策利率，一般也都会出现企业融资成本（贷款利率和债券发行利率）上升的情况，这种由周期性因素引起的“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

第二，关于去杠杆措施的溢出效应（或超预期后果），一个例子是在清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平台突然无法继续获得融资，许多PPP项目（包括已经启动的项目）被叫停，导致与这些项目相关的企业（如参与PPP项目的民营企业）财务情况突然恶化，违约风险和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有的无法继续取得融资，甚至出现资金链断裂。另一个例子是，在落实资管新规的过程中，许多银行表外融资渠道被大幅收窄，银行表内又“接不住”，使得许多长期以来依靠影子银行、表外融资的民营企业突然失去了融资渠道。

第三，关于竞争非中性问题，主要指的是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体制上存在的对民营企业的一些歧视性做法会使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比国有企业恶化得更快。事实上，在最近一轮经济减速的过程中，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融资难度和成本没有明显变化，但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却大幅增加，导致了不少民营企业倒闭、违约，以及被迫与国有企业合资或被国企收购。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国有企业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违约风险较低），而且对许多银行业务员来说，贷款给国有企业不必承担“被终生追责”的风险。

马骏称，为了应对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加大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一行两会和相关部委出台了许多措施，致力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一是调整了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微妙关系，保障在建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强化政策统筹协调、避免“几碰头”问题。二是多部门一起发力，解决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绿色环保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问题。出台的措施包括定向降准、再贷款、担保、扩大合格抵押品范围、针对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支持工具，以及要求商业银行改善对民营企业服务的窗口指导等。下一步还可以考虑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等措施。已经出台的措施部分对冲了经济下行导致的风险溢价问题，缓解了前期强监管措施几碰头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但是，这些措施基本属于短期的救急做法，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非中性竞争的制度性问题。”马骏指出，要真正建立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支持民营企业是长期不变的政策，制定国有企业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清理和修改不符合平等竞争原则的现行法规，处理违反平等竞争原则的一批案例，大幅提高相关政策的透明度。

马骏指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框架中的一项内容。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适应市场经济主体要求的货币政策框架，应该从明确和减少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明确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建立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操作工具、建立专业化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提升货币政策沟通能力等多个方面入手。不少研究者在这几个领域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